30多岁博士5000元起薪，医生阳光收入如何提高

我国医务人员收入真的低吗？今年5月，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等机构的学者发布《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我国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进展与成效》调研报告（下简称《调研报告》），2011年至2021年，全国公立医院人均工资年均增长率为12.5%，超过社会平均工资的增长率10.1%。

但《调研报告》同样指出，公立医院薪酬水平仍具有一定的增长空间，国际上公立医院医务人员薪酬水平一般为社会平均工资的3至5倍。

医改持续推进，集采降费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，为医疗服务价格赢得了改革的窗口，当改革成效不断积累，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也进入发展阶段，如何将改革红利传导到广大医务人员身上？

关于收入的困惑，首当其冲体现在年轻医生群体。

学医越来越卷，“大城市、高级别医院的医疗人才日渐饱和，对于一个医学生来说，如果不是顶尖院校、高学历的毕业生，可能随时要做好往三、四线城市发展的准备。”上海一位血管外科主任医师同样表示，“即便进入发达地区就业，年轻医生要熬到体面收入需要熬很多年。那些和你高考分数相似，学金融、计算机等专业的同学，毕业后很长一段时间收入可能都比你要高得多。”

毕业于北方某名牌医学院校的麻醉科医生刘晓感同身受。她告诉“医学界”，从上大学算起，自己用了11年时间拿到博士学位，后又经历近5年的规培，终于在2019年评上麻醉科主治医师。“做住院医时的工资和奖金都很低，尤其是头三年，月收入5000都不到。评上主治后稍微改善了一些，但我都36岁了，在北京也只是徘徊在基础收入线上。”

“家里没钱的最好不要学医。”一位中部省会城市三甲医院的年轻医生直言说。他今年31岁，刚刚在国外拿到博士学位回国，目前尚在为期两年的规培中，一个月到手的钱有七八千。但因父母颇有经济实力，在他读研期间就在省会提前给他买好了房子。他感慨说，如果缺少家庭支持的话，照他目前的收入水平，不知猴年马月才能买房。

即便熬过了职场初级阶段，评上副高后，待遇也因地域、医院、科室等差异不尽相同。

在安徽一所三甲医院，今年48岁的儿科副主任医师陈强工作已25年，目前月收入1万多，相对应的是月均约1000人次的门诊，治疗组月均150人次流转的住院患儿，以及科研、教学、会诊和医疗矛盾处理等一系列琐碎工作。

“儿童不像成年人能清晰描述症状，诊断很多时候都靠医生猜，用药也非常小心。同时家长要求多，医疗风险大，矛盾爆发频繁。”陈强表示，“同时儿科手术、检验检查等医疗收入少，客单价低，在医院里始终是不赚钱的科室，待遇也一直很差。年轻医生更是如此，他们还需要负责夜班。”

长期以来，禁止向科室和医务人员下达创收指标都是薪酬改革的重点。今年7月24日，国家卫健委等六部门在下半年医改任务中再次强调，医务人员薪酬不得与药品、卫生材料、检查、化验等业务收入挂钩。

但在实际中，因业务的“繁荣与否”而造成的科室间的收入差距依然巨大。东北某三甲医院的一位内科医生就告诉“医学界”，在他们医院，急诊科、儿科、精神科、耳鼻喉科等，都是待遇排后的科室，但因为他们是整个东北地区数一数二的医院，几乎垄断了省内与临近省份的患者资源，再加上医院重视检验检查等方面的创收，所以总体待遇比较好。“像胸外科、乳腺科等这几年比较吃香的科室，年轻主治一个月奖金就能有三万。”

多位临床医生对“医学界”表达了疑惑：虽然一直强调提升医生薪酬水平，但随着药品耗材零加成，检验检查等业务性创收也不允许挂钩绩效，那待遇到底从何提升？

但根据《第一财经》最近发布的“大三甲医生工作时长样本调查”，多名医生表示，每周基本的工作时长都在60-80个小时，加班费杯水车薪，很多时候甚至不发。最长的时间连续“作战”三天两夜，连续工作超过60个小时，第二天还要接着再上班。

前述内科医生同样对“医学界”表示，“比如乳腺外科的同事，虽然待遇好，但他们每天6点半早会，晚上十点多回家是常态，一周六天。一般人根本扛不住。”

“三级医院的医生收入确实不低，特别是大城市的三级医院。”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对“医学界”表示，“但这普遍是基于“996”甚至“007”的超额工作时间。此外，当前医疗价格存在地区、项目间比价关系不合理。以护理费为例，很多医院一天的标准只有100元。

超额工作下，医生薪酬的增加从何而来？结合近年相关文件，中华医学会医院管理专业委员会会员徐毓才告诉“医学界”，主要包括向改革要，增加政府财政投资。其次是医院的经营管理，增收节支。如果这两方面做不到，薪酬增加就无从谈起。”

2022年，安徽省芜湖市市长宁波在接受《每日经济新闻》采访时介绍，芜湖市从2016年开始启动新一轮的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，包括创新设计工资总额核算公式，合理确定工资总额并动态调整，同时设置约束性条件，控制医院不合理行为。

宁波提到，芜湖市落实公立医院内部分配的自主权，采取五类岗位切块绩效分配方法，以解决原先绩效分配不均衡的问题。该市第二人民医院在2020年启动“基于CMI指数的RBRVS工作量绩效管理”改革，2021年疑难病例数同比增长29%，三、四级手术同比增长17%。2021年，市属公立医院医疗服务收入占比较2016年上升4.6个百分点，人均工资性收入较2016年增长了43%。”

以首轮试点城市厦门为例，2020年12月，厦门调升公立医疗机构普通门诊诊查费、中医辨证论治费等15项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的诊察类项目价格，调增部分全部纳入医保支付范围，同时调降磁共振（MRI）平扫等26项大型仪器设备类的检查类项目价格，进一步优化医疗机构收入结构。

苏州的方案则提到，对于通用型项目，会基于服务要素成本大数据分析，确定合理的价格基准；对于复杂型项目，由医院和医生提出专业性意见建议，深度参与政府指导价；对于特需和新增项目，由医院自主定价。

但有文章指出，总体来看，我国尚未形成以技术劳务价值、风险程度、技术难度为中心的医疗服务项目定价机制。取消药品加成收入后，公立医院的经营收入受到冲击，医疗服务价格偏离项目成本与技术人员价值。

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医联体医保支付研究中心研究员仲崇明告诉“医学界”，价格改革的阻力非常明显。这种阻力表现为，患者担心看病更贵，医疗服务供方“不患寡而患不均”，政策制定者，特别是地方统筹区的政策制定者也可能迟疑不决。